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暂短的一瞬,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翻天覆地的50年,伟大光辉的50年。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第三次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这三次巨变中有两次发生在这50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期间,历届政府腐败无能,听任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人民食不果腹,毫无权利;国力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面对这种悲惨的境遇,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目标,说到底是四件事八个字,即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把各种药方都试过了,却始终未能奏效。而在这50年里,这四件事中有的办成了,有的基本办成了,有的初步办成了。
在这50年里,中国取得了真正的完全的国家独立,并且成功地维护了主权和民族尊严,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和扩张势力对中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次次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割占和强租中国大片土地,获取了在中国领土上的驻兵权、开矿权、筑路权、海关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各种特权。是新中国的成立,才废除了这些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列强在华享有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邻国朝鲜进行军事干涉,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新中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畏强暴,毅然决然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建立共同舰队,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对苏联大使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1982年,邓小平对前来谈香港问题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这些话令每个中国人无不感到扬眉吐气。旧中国那种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局面,在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任何自主外交可言。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充满自豪地说:“中国一百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页)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新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不移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理想。进入70年代末以后,中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继续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一切国际事务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久前,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攻击的事件中,我国政府伸张了正义;在我驻南使馆遭到导弹袭击的暴行发生后,我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为此向肇事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迫使它们公开道歉并予以赔偿。这在旧中国外交史上,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这50年里,中国彻底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和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始终存在着中央政府,但地方割据,山头林立,民族纷争。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很短时间便解放了除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绝大部分领土,并且在此基础上统一了全国的财政和币制(藏币自1959年停止流通)。国家的法律和政令100多年来第一次在全国各个地区得到了普遍实施。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所实行的反动政策,造成各民族之间相互仇视。新中国从建国伊始便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创造性地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消了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的种种歧视性规定,并在使用语言文字、计划生育、大专院校招生、干部培养和任用、税收、经济开发和建设等方面,给予了种种照顾、优惠和扶持。与此同时,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分裂主义行径。50年来,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目前,除澳门即将回归祖国外,尚未实现统一的地方只剩下台湾省。为此,我国政府早就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同时为防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始终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价值准则之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在这50年里,中国人民特别是过去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彻底翻了身,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受到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
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历史很长的国家,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人民更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沉重压迫。“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少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新中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行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而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政治上的根本保证。
过去,广大劳动人民所以没有民主权利,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手中。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一举废除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铲除了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根基;随后又通过合作化,把分得土地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杜绝了土地重新向少数人集中的可能。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另外,新中国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彻底消灭了惨无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还没收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把它们变为了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同时,在其他私营企业中消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管理。50年代中期,我们又把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进入80年代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我们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改革,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但公有制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从而在经济制度上保证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
在新中国,只要是年满18岁的公民,无论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对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了直接选举。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都享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的权利,在各级政协中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其中许多人士还担任了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职务。特别是近20年来,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惨痛教训,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制定出300多部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并将“以法治国”写进了宪法。
旧中国的妇女社会地位极低。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使妇女得到了彻底解放。50年来,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接受教育、劳动就业、担任公职等权利,妇女地位之高是世界各国中少有的。
在这50年里,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家底薄、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里,正在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留下的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和战争废墟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我们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中外经济史上的奇迹;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便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起,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不过130多亿元。但从1953年开始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超过旧中国积累总和的60%;还使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为43%,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5.5%上升为45%,大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的局面。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仅为679亿元,到1998年已达到近8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46年增长了29倍,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期增长的速度更快。在这46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四番,其中前两番是在1952年到1978年这26年时间内完成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仅用15年便使国内生产总值又翻了两番,而且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连上几个台阶,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对外经济交流迅速扩大,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过去那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占第7位,外汇储备占世界第二位,谷物、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和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等主要工业品都越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食产量已接近5亿吨,是1949年的近5倍;钢产量超过1亿吨,是1949年的722倍。
新中国成立后50年比起新中国成立前,变化最为显著的恐怕要算人民生活了。在旧中国,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而现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只剩下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4200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4%。过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而现在已降为50%。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年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而现在分别增加到5425元和216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翻了5番多。最可喜的是,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改变,人们多年期望的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感慨地说:“从人类历史讲,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因为,中国成功地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使那么多人口脱贫,同时保持着高增长的速度。”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获得完全的独立,使绝大部分领土获得统一,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获得民主,使中华民族获得初步的繁荣昌盛。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
要使中国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就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并起到核心作用的党。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英勇奋斗,并为此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正因为如此,她从一个开始只有几十人的小党,迅速发展壮大,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赢得了一切爱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拥有巨大的凝聚力;才能紧密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创造性,万众一心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诚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也犯过错误,出现了某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现象。但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没有改变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绝大多数党组织、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而且,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犯了错误之后,公开承认和深刻检讨错误,并予以认真地改正。这种情况在其他政党是没有的。
要使中国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必须有一个能够给中国人民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的党。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纲领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虽然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堵死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与中国的国情比较接近,由于它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至今仍然只能是有条件的独立,而且封建势力强大,政治纷争不断,经济发展缓慢。印度《金融时报》的社论说:在中国同印度的竞争中,“中国已成为明显的赢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像“大跃进”,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一定要充分肯定31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绝不能说得一团漆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前30年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614页)正是由于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我们党才给人民进一步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发展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同上第615页)。
要在中国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就必须有一个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的党。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没有现成方案可以搬用,也没有足够经验可以借鉴,其困难之多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行动指南,如果没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情况的结合,要战胜各种困难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最新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才能够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国内国际复杂困难的环境,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率领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有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最新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我们党才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制定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率领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同样,正是因为有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我们党才能够面对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出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诸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方针,率领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曾经说过:“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是到50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面临着大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了,而且还能造很多更为现代化的东西。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仍然要谦虚谨慎,仍然要清醒地看到未来任务的艰巨和复杂。我们要像过去的50年那样,继续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为在下世纪的前50年实现民族的全面振兴,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为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成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